戚继光，是胶东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但此前我们介绍的次数并不多。
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戚少保在胶东民间家喻户晓，他的生平事迹，当地朋友都比较熟悉，在网络上也能查到大量资料。因此，如果只是照本宣科的话，多少有些“赘述”的感觉。
第二，作为抗击外敌的大英雄，戚继光所得到的历史评价很高，而对他的研究，也堪称一门显学。不少专业机构、专业人士都为此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是故，笔者也不敢轻易提笔，以免班门弄斧。
不过，介绍得不多，并不代表关注得少。在登州卫戚氏的谱系、后人分布以及戚继光的谥号等话题上，笔者一直很有兴趣。昨天，在参观蓬莱阁景区的戚继光纪念馆之后，对“谥号”的兴趣愈感强烈。思索再三，终于下定决心，就此话题进行简单阐述。
总体来说，戚继光的谥号，是一个谜团重重的大话题。在上世纪末山东省官方组织修撰的《戚继光志》中，关于谥号的具体名称、谥号的赐予时间，记载也都带有不确定性。志中称：
“戚继光生前曾是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一品高官，但死后朝廷竟杳无声息。……直至万历末年，明廷才为其追赐谥号‘武庄’。”
只看上文的话，感觉谥号的名称和词语时间都很明确。但这段文字后面还紧跟有两句按语：
“道光版《蓬莱县志·人物志》载此事。据有关资料，戚继光另有谥号‘武毅’，惜追谥时间不详。”
也就是说，戚继光的谥号有“武庄”、“武毅”两种说法，前者的赐予时间大体可以追溯到万历末年，而后者则难以查到详细记载。
那么，戚继光的谥号到底是什么？明廷又是何时赐予的呢？笔者尤感兴趣的，就是这两点。
1、谥号之谜的由来
查阅史料可以发现，戚继光在“万历末赐谥”的说法颇为流行，虽然具体的谥号有两说。
其中，清道光版《蓬莱县志》的记载是：“万历末，谥‘武庄’。”而同样修撰于清代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则说道：“万历末，追谥‘武毅’。”
实际上，戚继光“谥号之谜”的由来，与明廷当政者——准确来说应该就是万历皇帝，有直接的关联。
万历十五年冬十二月，戚继光于登州故里辞世。在此之前，戚继光虽然赋闲在家，但毕竟已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如此重臣辞世，朝廷按照惯例应该赐予恤典、谥号。然而，此时已经亲政的万历皇帝或许把对张居正的憎恶连带到了戚继光（他曾与张居正过往密切）身上，对后者辞世的消息置若罔闻。一直到了两年后，戚继光的儿子戚祚国专程到京师请求恤典，明廷这才下诏祭葬，但却仍没有追加谥号。
一言以蔽之：明廷在戚继光去世之后没有立即赐予谥号，是产生“谥号之谜”的重要原因。
戚继光劳苦功高却无谥号，很多人都感觉不公平。然而，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在万历皇帝态度的影响下，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鲜有人愿意站出来，或者说敢于站出来，为戚继光争取谥号。
从笔者目前查阅的资料来看，最早一位正式站出来为戚继光争取谥号的官员，是万历末担任登州府知府的黄体仁。
根据清光绪版《登州府志》的记载，黄体仁是南直华亭县人，进士出身，万历三十八年担任登州府知府。在任期间，他有不少德政，比如罢坊市杂税等。此外，他作为登州府的父母官，还积极为当地一些历史名人争取相应的待遇，志称：“为（陈）迪与戚继光请谥。”
其他史料当中，关于“万历末给戚继光赐谥”的说法，或许就与此有些关系。
2、“万历末赐谥”的说法未必可信
虽然“万历末赐谥”（严格来说是追谥）的说法很流行，但就笔者个人观点来看，此说却颇有值得商榷之处，未必可信。具体而言，可作为反证的例子有三。
其一，即《戚少保年谱耆编》中的跋文。
《戚少保年谱耆编》由戚继光的儿子们所编撰。它应当算是介绍戚继光生平的权威资料。在正文之后，存录有戚报国和戚兴国撰写的两篇跋文。
其中，从戚兴国（戚继光最小的儿子）的叙述来看，《耆编》的编撰应该从戚继光去世不久后就开始筹划编撰，但一直到万历庚申，才大体结稿。
在跋文中，戚兴国写道：
“时庚申春月，因谒司理孙太宗师，念及家严，深怀飞将军不封之感……兴国既揖司理而退，乃述语诸兄。伯兄因出《耆编》未结之稿，并搜烬余，□而成帙，凡期有六月而就。”
万历庚申，为万历四十八年，即明神宗在位的最后一年。如果算上六个月的增补时间，实际上已经到了下半年，此时当朝之君已经换人。
换句话说，如果明廷在万历末追赠戚继光谥号的话，戚家后人显然会把此事记载下来。然而，《耆编》的正文只到万历十七年，并没有提及谥号。以此推断，“万历末赐谥”之说恐非确切。
其二，为《明熹宗实录》中的内容。
根据记载，天启元年十二月，内阁首辅大叶向高递上了这样一道奏折，题为《请戚继光荫谥疏》。奏折中说道：
“艰兴思良将。如故左都督戚继光……乃生前不蒙延世之封，没后尚靳易名之典，功大赏薄，可为扼腕。乞特予锦衣一荫或即以原荫百户优升职级，仍予谥，以慰英魂。”
而圣旨的批复是：
“戚继光素著勋劳，未蒙优叙，著该部即行议覆，并俞大猷，都与他谥，称朕悯念劳臣至意。”
从以上记载来看，至少在天启元年之前，戚继光应该并没有得到明廷的追谥（黄体仁虽然之前曾提议，但知府的官阶较低，难以影响中枢决策），否则叶向高也不用专门上这道奏折了。
其三，为明人董承诏撰写的《戚武庄公传》。
董承诏生活在明末，根据题目判断，这篇传记应该写在明廷追谥戚继光不久之后。从时间上来看，他属于这段历史的亲身见证者。因而文中的叙述，要比清代成文的史料更有参考价值。
在文中，董承诏曾说了这样一句话：
“三十余祀郁伊，竟无有为公鸣诸天子。今首揆特疏请之，赐谥武庄。”
这句话与前面内阁首辅（首揆）叶向高上奏折之事相互印证，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天启元年叶向高上疏之后，明廷才追赠给戚继光“武庄”的谥号。
综合以上三个例证来看，“万历末赐谥”的说法不太可信。
3、简单推测和小结
前已言道，戚继光的谥号之谜是个大话题，三言两语难以叙述清楚。其中的很多小细节，都可以扩展为长篇论述，比如内阁首辅叶向高为何要为戚继光请求谥号。
行文至此，已有两千余字。限于篇幅，本文暂且不就这些细节展开讨论。下面就谥号之谜简单做个推测和小结。
从上面引用的论据来推测，戚继光“武庄”的谥号，应该是在明天启朝所赐予。此次赐谥，理应有正规的流程，蓬莱方面就按照这一谥号记载。
而到了崇祯朝甚至更后（南明时期），国乱思良将，在特殊的形势下，明廷将戚继光的谥号从“武庄”改为“武毅”（后者的荣誉层级更高一些），以激励人心。但由于时局动荡，这次改谥的流程不正规，可能没有通知到蓬莱（假如是南明福王政权的追谥，就可以说得通，因为南明方面从未实际控制过登莱地区），当地就没有更改。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武庄”和“武毅”两个谥号同时存在的现象，并且“武毅”这个谥号的出现时间，很难查到准确的记载。
当然，以上只是笔者个人观点，不当之处，还请大家指正。（本文作者：耳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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