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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年——1936年）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里边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象征”，提起他的名字无不让人敬畏。

鲁迅是从1906年开始“弃医从文”的，在这3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里，他以短篇小说和杂文的创作为主。在每一篇作品里，他都把自己深刻的思想，炽热的情感，崇高的情怀，伟大的人格融入字里行间，来剖析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现象，表达对人性的思考，以及对社会的认识。

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想借助文学来开启人们的心智，让人们认识自我，认识人性和社会，继而唤醒整个民族的精神、灵魂和斗志。

鲁迅一生创作了大约1000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作品绝大多数是经典，其中，散文诗、散文、杂文、短篇小说、论文，共计大约600万字，日记、书信和辑校大约400万字。

他的经典杂文主要收录在《热风》、《坟》、《三闲集》、《二心集》、《华盖集》、《而已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等集子里，其杂文锋芒毕露、声情并茂，语言活泼而不失深刻，融表意、抒情和议论为一体，极具批判性，把人性的陋习和恶习揭露得淋漓尽致。如果说医生是以拯救人们的身体痛楚为己任，那么，鲁迅完全就是拯救人类精神的良医。

鲁迅的小说代表作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他的小说语言凝练简约，传神而生动，极具有诗性特质，开创了用白话文写小说的先河，他的每篇小说里都刻画了性格鲜明饱满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由于性格缺陷造成了带有悲剧色彩的命运，读者隔着文字对他们都能产生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理，然后又会产生深深的怜悯。

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巨大，他的文学早已深入人心，变成了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

在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组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六大家”里，他当之无愧地位居首位。

在“世纪文学60家”的评选结果里，鲁迅被专家和读者都评为100分，以唯一一位总分是满分的作家高居第一。

日本一个文学机构曾把泰戈尔、纪伯伦、鲁迅评为20世纪亚洲最伟大的三位作家。

毛主席也曾经对鲁迅给出了高度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足以可见，不论是领导，国内的学者专家和普通读者，还是国外的文学机构，都对鲁迅的评价非常高。把鲁迅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享誉世界的大文豪，或者是“民族脊梁”和“文化斗士”都没有任何问题。

然而，当代著名作家王朔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曾经对鲁迅以及作品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评价。

王朔对鲁迅最有名的一句评价是：鲁迅不是世界文豪，没听说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

人们听到这句话难免会嘲笑王朔，会认为他不知天高地厚，燕雀怎么能对鸿鹄说三道四。

实际上，王朔一直很崇拜鲁迅，他对鲁迅做出如此评价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说出的。

王朔小时候读完鲁迅的几篇文章后，对其崇拜得五体投地，尤其是看到鲁迅的《阿Q正传》后，觉得这篇小说写得太好了，把阿Q刻画得细腻、传神、深刻，通过阿Q这个形象，现代人清楚地了解了那个时代的真面目和众生相。此时的鲁迅，在他眼里完全是一位“灯塔式”的伟大人物。

后来，王朔随着阅历的增加，眼界的开阔，文学修养不断提升，对《阿Q正传》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并得出这样的观点：鲁迅抓住了那个时代人的特点，抓住了他们在黑暗社会中逐渐丧失了人性，但是他在关注到这些的同时，不知不觉间也把自己的性格与情感丢在了那个时代里。鲁迅的作品太冷了，很少能感知到人性的温暖，就算感知到了，他也亲手将它毁在你的面前。鲁迅的性格已经和他作品的风格分道扬镳了。

在王朔看来，鲁迅总是以冷眼旁观的角度来审视那个时代，他笔下的阿Q只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一部分人，本身就是那个时代悲剧的产物，代表不了所有人。这样的艺术形象缺乏艺术共性，如果看久了就会觉得枯燥。鲁迅笔下之所以会出现许多这样的形象，是因为他被时代磨去了性格与情感。

随着对鲁迅的研究不断深入，王朔又发现了许多问题。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鲁迅没有长篇可能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损失。

在王朔眼里，鲁迅的大多数作品不是杂文就是短篇小说，跟长篇小说比起来，写作这两种体裁花费的时间很短，也不需要框架的搭建，人性的深挖，细节的安排和铺陈，只需要围绕一个主题思想展开写作就可以了。况且，鲁迅的文笔过于辛辣、犀利和尖锐，如果真的让他去写长篇，他未必能写好。正是这些缺失，造成了鲁迅的不完美。

王朔一直对散文随笔，杂文、短篇之类的文学作品，没给出过什么好评，认为这些作品的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祝福》写得再好，也不会比《红楼梦》难写。

对于长篇小说，王朔则一直很看重，尤其是对有经典长篇传世的作家，王朔的评价一直很高。

王朔觉得，一个作家有无长篇小说，是评价他是否能成为世界文豪的唯一标准。因为短篇作品无法真正看出作者的功底，创作一部经典长篇，作者需要花费非常大的心血，写长篇会让作家更多的短板暴露出来，其水平怎么样会高下立判。

从文学评论的角度而言，王朔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并非哗众取宠。他对鲁迅在杂文和短篇上的成就给出了高度肯定，不认可鲁迅是世界文豪谈不上是一种文人相轻，而是一种深切的期待和惋惜。在他看来，鲁迅的作品都是短篇，要想获得世界文坛的认可，必须有长篇给自己撑腰，这一点鲁迅是不够的，也是不完美的。

以鲁迅的功底，完全有能力能驾驭长篇，他甚至酝酿了三部长篇，只差动笔。

第一部是历史题材，暂定名称为《杨贵妃》或《唐玄宗与杨贵妃》，这是他于1924年来西安讲学，感受到西安的大唐气象后产生的创作计划，最终因为没有时间而搁浅。

第二部长篇是讲述红军长征的体裁，于1932年产生写作计划，他当时在上海工作，决定参照苏联小说《铁流》的风格来创作。然而，还没来得及动笔他就接到了母亲病重的电报，照顾完母亲，由于耽误时间较多，手头积攒的工作需要他加班加点来完成，只好又一次放弃创作长篇的计划。

第三部是讲述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以来，起伏跌宕的命运的长篇，时间在1936年5月。当时，鲁迅的胃病复发，病情危急，时好时坏，半年后他与世长辞，长篇写作计划也因此破产。

由于种种原因，鲁迅没能留下一部长篇，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总体来说，他不写长篇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没有充足的时间。在生命的最后10年，鲁迅的约稿非常多，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挑灯夜战来完成约稿，再加上他要讲课、讲学，还有其他事务，他每天的行程安排得很满，无法抽出时间去创作长篇。鲁迅只活了55岁，可以说跟他过度劳累、身体透支有很大关系。

二是鲁迅的写作重点或者说是文学信仰压根不在长篇上。写长篇受到的限制很多，这对一身傲骨，崇尚写作自由的鲁迅来说很难接受。再加上当时“新文化运动”对文学的定位，是通过文学来启蒙民众的思想，普及白话文的传播。短文写起来自由灵活，从写完到发表见报的周期短，读者很快能看到，继而较快地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正是这些原因，让鲁迅无暇顾及长篇。

三是短文的传播更有优势。“新文化运动”给文学赋予了“思想武器”的职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短文兼具了一些新闻功能，追求时效性和便捷性，可以一针见血地评论时事，抨击各种假恶丑，在传播效率上有很大优势。因此，鲁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短文的创作上。

一位作家是不是世界性文豪，不是通过几部长篇来凑数，而是看他对本民族文学的推动意义有多大。从这一点来看，鲁迅完全称得上是世界文豪，他的短文具有大气象大境界，文学价值不输任何长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