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修真图》版本系统及流传情况

此外，香港学者袁康就也讨论了《修真图》的创制时间，不过他仅仅考察了武当山本（1924年）、白云观本和龙虎堂本，从而得出武当山本为最早的结论，进而结合文字考证认为《修真图》“出现于民国”[7]，这明显地忽略了有清晰年代的三元宫石碑，结论是错误的。

图1 嘉庆杨来基重刊本（1798）局部

图2 同治白云观本（1872）抄绘本局部

图3 同治白云观本（1872）木刻本局部

图4 光绪天津三清宫本（1882）抄绘本局部

图5 天津永盛斋刻本（1920）全图

图6 修远堂本（1936）局部

图8 武当山木刻本（民国）局部，左数第4行倒数第6、7字为“释曰”，后面无“须弥山”三字。

图9 广州三元宫碑刻本（1812）局部，右侧圈中为玉枕关文字。

二、新见《修真图》版本及其题跋

前面数位学者所研究的各版本《修真图》，仅白云观旧藏拓本有一段与流传有关的跋文，其余大多缺少有关流传情况的资料，因此一直以来很难对各版本的源流与关系作更深入研究。幸而，近年有一些新的《修真图》版本（包括抄绘本）问世，其中都保留有跋文，从而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现根据所见，将各版本概略介绍如下（各版本的名称为笔者所定）。

1.嘉庆杨来基重刊本（1798）

在戴思博提及的白云观旧拓本跋文中，提到白云观本系得自郭一澄。但白云观以前所藏各种版本的《修真图》均在“文革”中被毁，无法提供更多信息，所以戴思博只能无奈地指出：“我们不知道谁是郭一澄，也不知道是哪一个道友制版刻印。”[8]

近年来，互联网中民间收藏品流通发达，出现了不少新的《修真图》版本图片。笔者从中发现了一个“郭一澄本”的翻刻本（图1）。此刻本额题为篆书“修真图”，尺寸107×55cm，版面局部有残缺，在左下角与左侧中部分别有两处跋文。左下角的跋文文字完好，内容为：

“此图原板藏四川成都府青羊宫二仙庵，庵后遭丙丁，焚毁无存。贫道恭带有原图，时在维扬，募诸□□道君子重加续刊，以广行看。乾隆辛丑年仲春望后五日，郭一澄沐手敬书。嘉庆元年温郡应道观修真子宣华海志沐重刊。”

文中的乾隆辛丑为1781年，嘉庆元年为1796年。文中提到的人名和地名，除郭一澄无从查考外，“应道观”可查知是浙江温州的道观，而宣华海则是乾隆至嘉庆年间该观的住持[9]。

左侧中部的跋文共有4行，但严重残缺，每行约缺3-5字。笔者另见一种抄绘本（即后文提到的三清宫本），同样有此段文字，可以用来补充缺字，补者的用括号来区别。第一行中，原图仅可辨认最后“敬刊”二字，结合抄绘本为“（射阳乐道堂）敬刊”。第二行首字“四”以后数字残，结合抄绘本，全句为“四（川成都府青）羊宫二仙庵藏板敬行”。第三行首字“浙”后数字残，结合抄绘本，全句为“浙（江台州府黄岩）县委羽山空明洞聚阳杨来基重刊”。第四行首字“嘉”后数字残，而抄绘本无此行，但根据可见文字，可以推测全句为“嘉（庆三年岁）次戊午□□”，尾二字不清。

嘉庆戊午即嘉庆三年为1798年。文中提到的杨来基，浙江台州人，清嘉庆元年（1796）在委羽山大有宫传戒，推动道教在当地发展，影响很大[10]。

以上跋文共提到三个版本，分别定名为“乾隆郭一澄刻本（1781）”、“嘉庆应道观刻本（1796）”和“嘉庆杨来基重刊本（1798）”。此本刻字精美，有很高价值。例如在《修真图》的说明文字中有一句话，武当山本为“状似莲台，昆仑是也”，戴思博认为道教并无“莲台”的说法，猜测或应是“萧台”[11]；白云观本缺此二字，作“状似昆仑是也”，文意不通。而此本清晰地写为“状似蓬壶，昆仑是也”，蓬壶者，古代据说的海上三仙山之一，于是全句豁然贯通[12]。

2.同治白云观本（1872）

此本经眼见有两种，一种为刻本，一种为抄绘本，额题均为篆书“修真图”。跋文文字小有差异。

其一：抄绘本，尺寸为110×62cm（图2）。此本画工及文字均粗劣，抄绘的时间也不详，但完整抄录了跋文，很有价值。跋文如下：

“此图原版藏四川成都府青羊宫二仙庵，后遭丙丁，焚毁无存。才于道光乙未之秋求戒白云观，得此图于双古道友，其先为维扬郭一澄、温部（注：当作‘郡’）宣华海，以及闽省林永懋并燕人王理中、杜逢辰数公俱刻此图行世。同治十二年春诸山道友捐资重刊以应流传，板存京都白云观。孟至才敬识。”

孟至才（1813-1881）字豁一，法名孟永才，1835年（即道光乙未年）在北京白云观从张教智律师受戒，1871年（同治十一年）起任白云观方丈[13]。根据跋文，白云观在1835年已收藏有此图，但未知有否翻刻。

其二：刻本，114cm × 58 cm（图3）。此本跋文文字如下：

“此图原板藏四川成都府青羊宫二仙庵内，后遭丙丁，焚毁无存。于道光乙未之秋求戒白云观，得此图于双髻赵道友。其先维扬郭一澄、温郡宣华海，以及闽省林永懋并燕人王理申、杜逢辰数公俱刻此图行世。同治十二年春诸山道友捐资重刊以广流传。”

此刻本应该是翻刻，故将“板存京都白云观”、孟至才落款以及正文中的“才”字均删去。其它文字与抄绘本大致相同，应属同出一源。相比较下可看出抄绘本的粗疏之处，如将“双髻赵道友” （双髻或指福建双髻山）抄成“双古道友”，又在“维扬”前面多写一“为”字，“王理申”作“王理中”，以及将“以广流传”的“广”字抄成“应”字。但是刻本也将“闽”字刻成“问”字。两本互相校补，大致可还原同治十二年白云观本跋文的完整面貌。现将此本定名为“同治白云观本（1872）”。

3.光绪天津三清宫本（1882）

此本原应为木刻本，笔者所见为抄绘本，尺寸约108×55cm（图4）。有两段跋文，一在中部左侧，一左左下角。中部的跋文为：“射阳乐道堂敬刊。四川成都府青羊宫二仙庵藏板敬行，为后遭丙丁，焚毁无存，浙江台州府黄岩县委羽山空明洞聚阳杨来基重刊。”可见此本源自杨来基重刊本，但删去了原本中的刊刻时间。

左下角跋文为：“此图原板藏四川成都府青羊宫二仙庵内，于同治十二年京都白云观见此藏板，后造。光绪戊寅年直隶天津府天津县海下新城南门外关帝庙见此图，每求不得，顾此藏板也。范大人施银三两，宋师爷施银三两，住持道号陈普敬刊板。”

光绪戊寅即光绪四年（1878），但这是陈普敬见到关帝庙藏图的时间，至于其后来刊板的时间则未提及，而且也没有提到陈普敬是何道观的主持，不知道是抄绘者未抄，还是原刻本就没有。不过在下节提到的宣统本中保留了有关信息，从其中得知陈普敬为三清宫住持，刻图时间约为光绪壬午年。现将抄绘本的原刻本命名为“光绪天津三清宫刻本（约1882）”。

4.天津永盛斋刻本（1920）

此本现藏于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图5）。全图与他本大致相同，题头亦为篆书“修真图”。跋文则有两段，中部左侧文为：“此图刊自四川成都府青羊宫，后毁于火。郭一澄道友得自二仙庵，携至维扬，仿刻印送。 同治十二年京都白云观见此藏版，光绪壬午年天津县海下新城三清宫集仁堂见此图绘藏。”

这一段文字提到了光绪壬午即光绪八年（1882）年天津县海下新城三清宫有绘藏本，时间和地点都与前述陈普敬刊本相近，因此可以推论该本即三清宫本。只是文中说是“绘藏”，可能陈普敬后来才刊刻，其刊刻时间应比1882年稍后。

左下角的跋文则有三段：

“宣统二年天津杨柳青镇戴文渊、崔树荣石印五百张。

庚申季夏得此图于京都白云观，字多残毁，爰另镌一整版，以冀持久而广流传。天印山樵、昆仑仙馆合校于津门寓次。

板存前门外杨梅竹斜街永盛斋刻字部。”

这里提到宣统二年（1910）有杨柳青石印本，从跋文顺序关系来看是根据三清宫本印行的，现命名为“宣统杨柳青石印本（1910）”。后来庚申（1920年），此本的刻印者后来得到白云观本，发现文字已多残缺，可能参照杨柳青本进行校订然后再重刻。此本命名为“天津永盛斋刻本（1920）”。

5.修远堂本（1936）

此本尺寸约为106×50cm，为木刻本（图6）。有两段跋文，其中左下角跋文谓：

“宣统二年天津杨柳青镇戴文渊、崔树荣石印五百张。庚申季夏得此图于京都白云观，字多残毁，爰另镌一整版，以冀指久而广流传。天印山樵、昆仑仙馆合校于津门寓次。保定普济佛教分会执中贯一修身为本访求至人研究会。”

可见此本系由天津传至河北。中段左侧的跋文则为：

“河北清苑县温仁村修远堂徐敬赠。中华民国二十五年春月印。”

据此命名为“修远堂本（1936）”。

三、《修真图》的“二仙庵本”系统及相关问题讨论

上述版本跋文的发现，为梳理《修真图》的流传提供了重要资料。加上原有的版本，本文梳理出一个“二仙庵本”系统的流传脉络，如图7所示。

图7 《修真图》二仙庵本流传脉络图

图中有几个问题尚待讨论。

1.二仙庵祖本的出现时间

青羊宫二仙庵建于清康熙八年（1669），则二仙庵祖本（目前只见到郭一澄翻刻本））刻印时间自然要晚于此时，但应早于1781年郭一澄翻刻之时。

二仙庵的创始人陈清觉，是道教龙门派传人，曾先后在武当山、青城山修道，后居青羊宫，康熙三十四年 (1695)遇成都府臬宪赵良璧，得其赞赏，赵良璧捐献俸银为其修建二仙庵。陈清觉遂成为二仙庵创始人，开创了碧洞宗。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二仙庵住持吴本固和其徒弟甘合泰募捐重修二仙庵各殿。当时有洪成鼎作《重修二仙庵碑记》纪其事，其中并未提到二仙庵曾有失火之事。那么是否重修不久才遇火，致原版焚毁，促使1781年郭一澄在扬州重刊？由于后来二仙庵的记录中也没有失火记录，只能存疑。

当然，更大的疑问是二仙庵本的来源，须要与武当本、三元宫本一起讨论。

2.二仙庵本与武当山本、三元宫本的关系

二仙庵本有无更早的祖本？这完成是可能的。正如戴思博研究所见，《修真图》图文的源头可追溯到宋元时代，且指出《修真图》与《难经》人体图有密切的渊源，是在后者的基础上绘制的。高从宜等结合元代全真教丹经道书的绘画热潮，认同“《修真图》成于元代”的观点[14]。不过，这只是指图文的内容有其渊源，但从图式而论，《修真图》明显比《难经》人体图等更复杂，肯定经过重新创作。按目前所见，二仙庵本是《修真图》最早的定型版本。

在脉络图中，列入了武当山本和三元宫本。这两个版本的时间都比二仙庵本晚，但又不像其它版本有跋文可以看到明显的传承情况。所以有必要对它们与二仙庵本的关系进行讨论。

首先，这三种版本虽有少量文字不同，但整体上有极高的相似性，不可能是各自独立的创作，可以认为必然有某种传承关系。

其次，在先后渊源关系方面，先看武当山本，现存的木刻本是1924年刘理卿刻板的，陈禾塬提出先前是武当道长徐本善组织雕刻的，进而指出其“所依据的模板，则应为张三丰所传”，“应是丘真人在武当山闭关修炼时传于张三丰的内景图谱和张三丰创制的心性图、修真图图谱”[15]。假如此说成立，武当山就有一个早于二仙庵本的原本。恰好二仙庵首任住持陈清觉出自武当山，不免令人有这样的疑问：莫非是陈清觉从武当山带出此图，然后在二仙庵刊刻？

然而有些细节似乎可以否定这种可能性。戴思博指出，武当本与其它版本有两处明显的不同，其中之一是图中的心脏部位两侧，其它版本都是分别绘猴与马，寓意为心猿、意马，但武当本将其绘成日中金乌与月中蟾蜍，不过经笔者仔细查看，原图左侧刻得确实不象猴，有点象鸟，右侧依稀还能看出是伏地的马的形状，并不像蟾蜍，所以这应该是雕工不精所致，戴思博可能过度诠释了[16]。但另一个区别确实存在，即图中说明文字的不同。武当本在“状似莲台（蓬壶），昆仑是也”后面的文字是“释曰修真之子，不可不知也”（图8），三元宫本与此同，但其它本都作“……释曰须弥山。修真之子，不可不知也”，“释曰须弥山”连在上文“昆仑是也”之后，文意通顺，反映了此图道释融合的理念。

也就是说，此处的“须弥山”缺漏，以及上面提到的“莲台”之误，都只见于武当山木刻本与三元宫本[17]，而不见于其它版本。这就提示这两个版本是同源的。关于广州三元宫本，笔者以前曾讨论过，其图中文字有明显错行之处，系刻工勒石时未能对齐所致[18]。例如玉枕关处文字（图9），脊柱隔开的句子要错行相对，如上半圈一句“内黄龙俐上下”，直对下来是“行之径路也”，不通。往左错一行接“卷上冲湘江水”，则为“内黄龙俐上，下卷上冲，湘江水……”，才勉强通顺。由此可见，刻工必定有一份用于参照的原图，只是刻石时工艺不精，导致混乱。相比之下，武当山本也有类似的混乱，且错的情况不同，如“冲”字刻作“中”，湘江水”作“湘冲渡”[19]。所以在时间上，虽然三元宫本比武当山民国木刻本早100多年，但很难说武当山本是按三元宫本仿刻的。那么应该推论两者有一个共同源头，即有一种时间早于1812年且缺失“须弥山”三字的版本。

这个版本，是否就是陈禾塬先生说的武当山原有的版本？假使如此，也不可能是二仙庵的祖本。因为若是陈清觉从武当山带出此本再刻成二仙庵本的话，何以反而变得完整无缺？按常理，文献传刻过程中愈靠后错误愈多。所以，笔者认为1924年的武当山和1812年三元宫本，其共同原本应该也是传刻自二仙庵本，只是刻印中出现了文字错漏。因此，本文将其列入二仙庵本流传的脉络图中，但为谨慎起见，暂用虚线相连。

3．其他传世版本与二仙庵本的关系

《修真图》其他传世版本，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书籍中收录，如民国北京增利印刷局刻印《龙华经》后附刻有《修真图》，内容基本同于白云观本。

二是“丹成九转图”本。现在看到有两种，一种即戴思博所说的莫釐岛图，系席裕康等人校订后附刻于《内外功图说辑要》中。另一种是上海慈航惜字佛会陆上孝纯真子敬修本（图9），重刊于民国己卯年（1939），明显是照席本仿刻的。

三是成都《修真全图》本，即戴思博所说的“四川段甫图”，出自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20]。

后两种在主体内容上，也同于白云观本，只是分别增加了一些文字。如“丹成九转图”中增加了“玄帝丹成九转歌诀”，而成都《修真全图》则增加一首五言律诗在图中头顶上方。

以上这些版本的时间都较晚，内容基本与白云观本相同。自白云观本出现以后，由于白云观的特殊地位，其影响是最广的。所以这些版本虽然没有明言来源，但应可认为都是白云观本的衍生版本，故也属于二仙庵本的传承本，因此将其列于脉络图中，也用虚线来联系。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目前所见存世《修真图》，均源自成都青羊宫二仙庵本。关于祖本的作者，戴思博提出会否是曾编辑《道藏辑要》的彭定求？然而并无证据。由于此图公认是道教龙门派内丹术的体现，笔者认为它出自龙门派传人、二仙庵首任住持陈清觉之手的可能性较大。从1695年至1705年，陈清觉主持二仙庵达10年之久，有可能就是《修真图》二仙庵本刻行的时间。而陈清觉事迹中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赵良璧初见他时，“见草团瓢，有道士跏趺习静，内供小图，画两仙人像。问之道士，以吕、韩二仙对”[21]，这幅图虽然不是《修真图》，但亦可知陈清觉重视图像，常与炼功相伴。当然是否陈清觉刻行《修真图》，目前没有更多资料，尚难进一步推论。

在思想内容与文字的内证方面，袁康就指出《修真图》许多文字来自《大成捷要》、《丘祖秘传大丹直指》，而二书实际上刊于民国，这成为他认为《修真图》创于民国的证据。其实二书虽刊刻于民国，但成书时间可能很早，只是在道教内部以抄本流传。如陈樱宁整理《丘祖秘传大丹直指》时就谈到：“此篇原是青岛某道友手抄秘本，往年带到上海，请我审定。余观篇中所有工（功）法口诀，乃北派真传。”[22]另外，戴思博指出《修真图》中一些文字如“非八寸四分而何”等，源自更早成书的无名氏著《如是我闻》一书。此书有闵一得作于道光癸巳（1833）年的序，中云：“编中援引，屡标我祖泥丸李翁，疑编出自西川陈翁口授。”[23]这一来证明《修真图》中有关文字，至少在清中期已出现，决不会晚到民国；二来，所谓“西川陈翁”，莫非就是陈清觉？这或许可以作为陈清觉刻《修真图》猜想的旁证。另依闵一得序文所言，《如是我闻》的思想源自李泥丸，李泥丸即李虚庵，曾驻青羊宫，且为伍守阳之师祖，《天仙正理真论》说：“李虚庵师静虚，曹还阳师虚庵，而真人（伍守阳）为还阳弟子。”[24]如此渊源，反映着《修真图》与川中龙门派道教确有密切联系。

（作者：郑洪，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教授）

基金项目：《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课题“广州古代医药文化史”（2014GZY04）阶段研究成果。

注释：

[1].戴思博称该图首先发表于李志庸《中国气功史》（1988），误。

[2].黄柳泉，曾时新：《越秀山炼功碑（一）》，《新中医》，1982年第6期，第52-54页。

[3].[法]戴思博著，李国强译：《修真图：道教与人体》，济南：齐鲁书社，2012年，第23页。

[4].同注3，第42页。

[5].陈禾塬著：《丹道修炼与养生学：武当丹道延寿图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81页。

[6].同注5，第64页。

[7].袁康就：《内景图与修真图初探》，《中国道教》，2010年第1期，第25-32页。

[8].同注3，第18页。

[9].[清]张宝琳修；王棻，戴咸弼总纂：[光绪]《永嘉县志》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677页。

[10].孔令宏：《清代全真道在浙江台州的发展》，熊铁基、梁发主编：《第二届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7页。

[11].同注3，第60页。

[12].“三元宫本”此处文字，黄柳泉等释读为“蓬台”，参见注2。此外，“莫釐岛图”将此处正确地写作“蓬壶”。对此二本戴思博未做讨论。

[13].尹志华著：《王常月学案》，济南：齐鲁书社，2011年，第74页。

[14].高从宜，王肖苓著：《重阳登高：全真普世道情》，兰州：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69页。

[15].同注5，第628、64页。

[16].陈禾塬释此处为日乌与月兔，还谈到有人认为是稚鸡、雏狗或黑鸠、小羊。这也可见其图之不清。参注5，第306页。

[17].今白云观本中，有“须弥山”三字，而无“蓬壶”（或“莲台”）二字，不知实际是据何本翻刻。

[18].郑洪，刘小斌，罗英：《越秀山炼功碑图像解（一）》。《气功》，1999年第12期，第546-548页。

[19].多个版本在玉枕关文字都有类似的错乱。如文中所引之句，1984年白云观本中“上下”二字合作“以”字，则该句变成“内黄龙俐以卷上冲”，似更通顺。

[20].“段甫”或译作“端甫”，见[英]李约瑟著，邹海波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五分册“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内丹”。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02-103页。

[21].[清]洪成鼎：《重修二仙庵碑记》，龙显昭，黄海德主编：《巴蜀道教碑文集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61页。

[22].[金]丘处机著，赵卫东辑校：《丘处机集》，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164页。

[23].[清]无名氏：《如是我闻》，见高雅峰编：《道藏男女性命双修秘功》，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88页。

[24].[明]伍守阳：《天仙正理真论》，《藏外道书》，第5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784页。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